国家博物馆系列(第23期)——汉朝(上):滇王之印等文物

顺着中国历史的脉络,跟随徐祥的视角,一起来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顶级国宝。今天介绍汉朝,给你带来

秦末农民起义,刘邦推翻秦后被封为汉王。楚汉争霸,刘邦战胜项羽并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东汉时期,共历29帝,享国四百零七年。刘邦在垓下之战打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在定陶正式称皇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西汉。汉文帝、汉景帝推行休养生息国策,开创“文景之治”;汉武帝即位后推行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中央集权,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中原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开辟丝绸之路,北击匈奴,东并朝鲜,攘夷扩土成就“汉武盛世”;至汉宣帝时期国力达到极盛,设立西域都护府,将西域纳入版图,开创“孝宣之治”。公元8年王莽废汉孺子,定都长安,史称新莽,西汉灭亡。公元25年刘秀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统一天下后息兵养民,史称“光武中兴”;汉明帝、汉章帝沿袭轻徭薄赋,天下安平、百姓殷富,开创“明章之治”;汉和帝继位后励精图治,选贤纳谏,劳谦有终。军事上迫使匈奴西迁、派班超经营西域、丝绸之路延伸至欧洲。公元100年罗马帝国遣使来朝,东汉国力趋于极盛,史称“永元之隆”。公元190年,军阀四起,天下大乱。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定都洛阳,史称曹魏,汉朝灭亡。汉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并且最早开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并且开始儒学中的经学,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汉明帝时期,佛教东渡首次来到中国,在洛阳营建的第一座佛教寺庙洛阳白马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是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张道陵创立道教也是影响中国的大事。汉朝在科技领域也颇有成就,如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张衡发明了地动仪、浑天仪等。建国后,国内先后发掘了几座著名汉墓,比如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河北满城刘胜墓、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等,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多件文物被列入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名单。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汉代文物,均来自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

石寨山古墓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云南省晋宁县上蒜乡石寨村,地处滇池之滨,面积约5000平方米。石寨山墓坑都无规则,一般是选择山石之间的土壤掘坑,以为墓穴。墓葬分为4个类型。第一类型为战国至西汉早期,第二、三类型为西汉中期,第四类型为西汉晚期。1955年至1996年先后五次考古发掘,清理战国至西汉滇国王族墓50座,出土器物5000余件。以青铜器为主,有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兵器、各式贮贝器、铜鼓等,题材广泛,猎涉当时的社会风貌。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在对石寨山的第二次发掘中,随着6号墓中一枚上镌四个篆字的金印–滇王之印的出土,古滇国国王的墓葬被发现了。金印重90克,印面呈正方形,边长各2.4厘米,高2厘米;蛇钮,蛇首昂起,蛇身盘曲,并有鳞纹。石寨山古墓群正是古滇王国的王族墓地。滇王之印的存在,把一个虚无飘渺的滇王国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从石寨山墓群出土的文物与《史记》、《汉书》的记载相印证,可以说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是滇壬及其亲属、臣属的墓地,而且秦汉时期滇国的统治中心在晋宁一带。同时也为研究滇池地区的古代民族史、冶炼和宗教习俗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汉“滇王之印”金印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于云南省晋宁区上蒜镇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枚“滇王之印”与这一历史记载相符合,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西汉时,汉武帝曾在现在的晋宁设立益州郡。从现已掌握的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文献记载的汉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1955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纽金印和1981年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为西汉时期铜器,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M12墓,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器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系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论当时的南中习俗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建宁郡味县》条下云:“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都说明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上祭祀仪式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奴隶们正在准备食物的场景和各类人在广场上进行交易的场景。表明祭祀既是神圣的祈祷,也是各阶层生活的交汇。诅盟场面铜贮贝器是古滇青铜器中的独有器物,是滇王和贵族用来盛放海贝和珍宝的宝箱。西汉以来,贮贝器上出现了大量现实生活的场景,祭祀、战争、狩猎,这些不仅是古滇人生活的缩影,更是滇王和贵族们权力的表现。

西汉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第13号墓,残高40厘米,原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残,下鼓鼓口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胴、腰间铸4环耳,器身下部铸4卧牛。根据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口沿所铸雕像大致可以分为7组,每组多者4人,少者2人,其为首者均盛装佩剑,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生动展示了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的场面。据研究,在这些族中,可以明显区分出“椎髻”的滇人和“编发”的昆明人,还可以在同为“椎髻”的滇人中发现其梳髻位置和服饰又大不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背物牵牛这组人物均深目高鼻,穿长裤。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滇西地区还有“身毒之民”和“僄越人”侨居,表明古代云南地区居民成分是相当复杂的。

和前两件文物一样,同一时期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通高43.5厘米,盖径16.8厘米,底径21.8厘米。此贮贝器器身作筒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羊、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这些牛全部为黄牛,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体型较大,前额宽广,大耳,角长且上翘,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四肢粗大,颈下垂肌发达,长尾。另一种体型较小,前额突起,两角弯曲下垂,颈项上有突起的高肉峰,阔尾。此类黄牛数量较少,生存于我国今甘肃、新疆及中亚一带,后来可能随当地的游牧民族传入云南,为滇国居民饲养。此贮贝器器盖上的黄牛当属前者,其造型健壮威武,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

吊人青铜矛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长38厘米,宽5.4厘米。本世纪50年代,在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滇人墓地出土了青铜兵器约1千余件。这些兵器既有墓主人生前实用器,也有仪仗用器,有戈、矛、剑、斧、钺、啄、弩机、叉等种类,显示了滇人高超的青铜制造工艺水平。这件铜矛,刃两侧用细链各吊一名头梳锥髻、双手背剪的裸体俘虏,器型奇异,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堪称滇人青铜兵器中的珍品。此矛为圆銎,刃部呈柳叶形,前端收束成尖锋,中间起脊。刃部近柄处用细链各吊了一名全身赤裸的男子,他们双臂被反绑,头颈垂落,脊背弯曲,仿佛奄奄一息,受刑的惨状令人不寒而栗。从局部细节可以看出,受刑人的头发在头顶束起,所以垂下来的时候没有呈现出披头散发的样子,这正好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有关滇国人梳椎髻的记载。滇人青铜矛可以分为阔叶形和柳叶形两种基本样式,其中柳叶形的数量最多。滇国墓葬出土的吊人铜矛目前存世仅2件。从出土数量看,它作为常规兵器的可能性不大。推测它是用于某种仪式,例如祭祀或其他重大活动,具体作何用途还是一个谜。

西汉时期滇人的佩饰物,长14.5厘米、高10.4厘米,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扣饰作4人并排站立舞蹈状。4人均头戴尖顶高筒帽,帽上饰带柄的小圆片,帽后有两条下垂及地的飘带;身着长衣,肩部披帔,腰束带,戴上佩圆形扣饰;右手执铃,左手挥舞于胸前;口微张,似乎在说教。这4人服饰相同,均头戴冠,作舞蹈状。西南地区的民族自古以来均能歌善舞,喜以吹笙、击鼓相伴,踏歌为乐。滇国时期,当地居民普遍相信,大自然的一切事物和早已逝去的祖先都具有潜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为取悦和祈求他们给人间带来恩赐和保护,滇国居民常举行繁杂的祭祀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巫师承担着沟通人与神之间信息的职能。他们一般有两种形象,一种服饰虽与众不同,但形象平和、稳重,以说唱表演为其作法方式;另一种不仅服饰奇特,而且装神弄鬼,狂奔乱跳。此扣饰表现的是滇国巫师起舞作法的场面,巫师的形象和风格属于前者。

这件五牛铜枕也是一件来自云南的汉代文物,1972年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长70厘米、宽13厘米、高36.4厘米。器形似马鞍,左右两端上翘,各铸一圆雕立牛,体态雄健,肌肉饱满,犄角挺立。枕面平滑,在铜枕一侧浮雕立牛三头,间隙处饰有蛇纹及姿态各异的虎纹。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墓群发掘出土6件,均位于骨架头部,有的枕上尚留有头骨残片。在滇文化中牛与人关系密切,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和财富的象征。牛可以用作祭祀仪式中的牺牲、对外贸易的商品和当作财富的象征。这些特殊功用是牛的形象在滇国器物上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瓦当俗称瓦头,是古代中国建筑中覆盖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瓦当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构件,主要有防水、排水、保护木制飞檐和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瓦当上刻有文字、图案,匠师们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在这样一方小小的图形空间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天地,使得瓦当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遗产。“汉并天下”瓦当直径17.5厘米,陕西省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秦朝被推翻后,项羽和刘邦之间展开了长达4年的争夺统治权的楚汉战争。经过大小数十次战役的较量,最后于公元前202年,刘邦的汉军联合反项的力量,围困项羽的楚军于垓下(今安徽省固镇县濠城乡),项羽兵败援绝,自刎而死,刘邦取得胜利,建立汉朝。“汉并天下”瓦当,就是为纪念刘邦战胜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朝而作。这种瓦当还曾出土于汉武帝时修建的建章宫遗址中。“单于天降”瓦当直径17.1厘米,1955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召湾汉墓出土。此瓦当为圆形,后有筒,筒中部有瓦钉孔。正面宽沿,被十字格线分成四区,每区内一阳文篆字,计“单于天降”4字。该墓同时出土的还有“四夷□服”、“单于和亲”、“千秋万岁”等瓦当。“单于和亲”、“单于天降”都是古代民族和解之义。《前汉书元帝纪》:“虖(呼)韩耶单于,不忘恩德,向慕礼仪,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天降”,“天”指对方,即双方称谓。“降”按古音注:降,和同也,“单于天降”即(双方)和好之义。并非现在瓦当书籍所释,单于降服之义。据研究,召湾是匈奴呼韩邪单于南下觐见汉宣帝时的必经之地,带有“单于天降”瓦当的建筑就是在此时兴建的。汉成帝、哀帝时期,匈奴南下逐渐改走云中、定襄一带,这类建筑渐被废弃。“单于天降”瓦当这类建筑上的装饰则更多地出现在墓葬中了。匈奴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射猎为生,不时侵扰内地,掠夺财物和人口,使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封建政权的稳固受到威胁。西汉前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到汉武帝时,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军事力量的加强,全面反击匈奴的条件已经成熟。汉武帝起用卫青、霍去病等著名将领,经过十多年、十余次较大的战役,击退了匈奴,保证了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

1965年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长陵陪葬墓出土的彩绘陶兵马俑。步兵俑高48–50厘米,骑兵俑高54–68厘米。长陵是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其陪葬墓4号墓和5号墓据推测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墓。1965年清理了4号墓南边的11个陪葬俑坑,其中步兵俑4个坑,骑兵俑6个坑,分左右两列,每列5坑;战车坑1个,居两列之间,共出土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1970-1976年在发掘4号墓、5号墓时,在墓坑内外又发现了1个祭祀坑、3个用具坑和4个车马坑。它模拟当时军阵的真实情况,反映出当时军队正由车骑并用向以步兵为主力的转化。这些彩绘陶兵马俑的服饰、铠甲、马的毛色及鞯、辔等均施彩绘,其描绘之细致,数量之多,配套之全,品类之繁新,步武之严整,为汉代出土文物所罕见。尤其是陶骑兵俑集中排列,自成方阵,已经是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兵种;陶骑兵俑一般的着装和不够完善的马具,说明骑兵还处于开始发展的阶段,但与战国时期的骑兵相比,又表现出其装备日益完备的趋向;而身披铁铠的重装骑士,则已经开始占据他们的位置。整批陶兵马俑生动反映了当时军队正处于从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主力变化的关键时期。

这件金缕玉衣1973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长182厘米。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一些贵族死后常穿上一种形似甲胄的王制殓服,这种玉衣用各种形状的玉片和金属丝编缀而成。西汉玉衣使用制度未留下明确记载,编缀玉衣的缕线质料的等级规定不明。已发现的西汉玉衣既有金缕、银缕或铜缕,还可以用丝缕。东汉玉衣使用制度明确,规定皇帝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贵人及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玉衣被禁用。这件金缕玉衣共用玉1203片,金丝2567克,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此墓曾在盗掘中被火烧过,这件玉衣是受过焚烧后的劫余之物,但色泽却更为缤纷。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玉柙,又称玉衣、玉匣,系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柙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柙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这件彩绘雁鱼青铜釭灯是西汉时期的照明用具,1985年山西省朔县照十八庄出土,高53厘米。汉代青铜灯具形式多样,铸造工艺精巧实用,造型多取祥瑞题材,如雁足灯、朱雀灯、牛灯、羊灯等。这件彩绘铜雁鱼灯采用传统的禽鸟衔鱼的艺术造型。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雁颈修长,回首衔一鱼。雁体肥硕,其身两侧铸出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灯盘带柄,位于雁背。灯罩为两片弧形板。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各部分可拆卸以便清洗。汉代釭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炱而保持清洁。构思设计精巧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水禽衔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衔鱼造型的汉代釭灯在陕西神木、山西襄汾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尊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盛酒器,多为圆腹,大侈口,下有圈足。尊的造型有很多种,其中动物造型的尊最为形象、逼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错金银云纹铜犀尊。这件错金银云纹铜犀尊,长58.1厘米,高34. 1厘米,重13.5公斤,犀牛的形象栩栩如生。这是一头体态雄健、肌肉发达的犀牛,它正昂首伫立,尖尖的双角竖直向上,双眼专注地望着前方。犀牛的眼睛由珠饰镶嵌而成,虽然不大,但却神采奕奕。四只粗壮结实的腿有力地支撑着健壮的身体。虽然是以青铜制成,但犀牛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颧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皮肤感受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和腹部的皮肉虽然肥厚,但结实有力,富有弹性。铜犀尊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酒器,在犀牛的背部有一个形似马鞍,可以启闭的活盖,犀牛的腹部是空的,可以存酒,在犀牛嘴的一侧有流,可以往外倒酒。整件器物设计精巧,结构合理、实用。中国古代动物造型的酒尊数量很多,如象尊、豕尊、鸮尊、驹尊、兔尊、鸭尊、龙虎尊、鸟尊等等,而以犀牛为造型的就非常罕见了。铜犀尊的制作工艺十分考究。犀牛通体布满华丽的错金银云纹,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就像犀牛身上的毛,装饰效果十分明显,给铜犀尊增添了一份华丽的美感。错金银工艺到春秋中、晚期逐渐兴盛起来。可以说,这一工艺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错金银工艺主要包括镶嵌和涂画两种装饰手法,其工艺十分精密细致,用来装饰青铜器,会给器物增添华美之感。春秋时期,采用错金银工艺制作的日常生活用器十分罕见。但是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则开始广泛流行,许多贵族用的日用青铜器,都披上了错金银的美丽外衣,铜犀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由于铜犀尊的造型十分形象逼真,专家推断,造器者一定见过犀牛。那么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犀牛吗?犀牛是一种珍稀的野生动物,目前仅生存于南亚及非洲。我国境内现在已没有野生犀牛,但是在古代,犀牛却曾大量生存于我国境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曾出土了犀牛的骨骼。犀牛不仅生活在南方,北方黄河流域也有其踪迹,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兽骨中就有犀牛。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狩猎,一次就猎获犀牛71头,可见当时犀牛在黄河流域是大量存在的。犀牛因为皮质坚韧,多被用于制作盔甲,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制成的犀甲是各国武士所渴望的装备。但由于人口的增长,无节制的开发,大量的野生动物被捕杀,犀牛的数量迅速减少。到了西汉后期,犀牛在中国已经十分罕见了。但是,当时南粤以及西域等地进贡的犀牛在皇家御兽苑中,与狮、象等动物一起被圈养。因此,西汉时期,铜犀尊的制造者一定是按照真正的犀牛形象来做器的。翻开中国古代典籍,人们会惊奇地发现,犀牛和古老的中华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石犀镇水”就是人们熟悉的古代习俗之一。古人认为犀牛是灵兽,可治水患,所以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石犀镇水”的古俗。犀牛不但是镇水的瑞兽,而且也是人们图腾崇拜的祥兽,犀牛的形象被刻画在各种图腾上,比如,生活在今天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的苗族就有崇拜犀牛的特殊习俗,他们把犀牛视为部落的图腾,用于各种祭祀和典礼之中。在古代,人们除了把犀牛当作镇水灵兽和古老图腾以外,还视其为避邪祥物。西汉的宫廷贵族制作了很多狮、象、犀牛青铜酒器,以求驱邪避灾,迎福纳祥。所以,也就有了铜犀尊这样的青铜国宝流传后世。铜犀尊是1963年在陕西出土的,当时,只有这件器物被孤零零地掩埋在一个土坑里,因为器身没有铭文,身边又没有别的文物相伴,所以铜犀尊的身世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后据专家考证,铜犀尊应当是西汉时期尊贵的礼器,为庙堂、朝廷宫室之重宝,非民间所能享有,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铜犀尊工艺精湛,造型逼真,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尤其是尊身整体以错金银云纹涂刻,精美华丽之余,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中国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

这件鹿形青铜镇1957年河南省陕县后川出土,高9.8厘米。汉代室内家具种类不多,比较讲究的房间里,也不过陈设矮床、几案、屏风等物,但需要铺席的地方却不少。为避免由于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人们就在其四隅置镇。汉镇绝大多数做成动物形,鹿是喜用的造型之一,因为“鹿”与“禄”音同。这件卧鹿铜镇,背嵌大货贝,实用性和装饰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彩绘陶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是在泥质灰陶上作画,常用的色彩有红、黑、黄、白、赭等,色彩绚丽,因绘制后不再烧彩,所以彩绘极易磨损脱落。秦汉时期是彩绘陶发展的繁荣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墓葬中常陪葬彩绘陶。壶、豆、盘及鼎、尊的盖等几乎通体绘彩,颜色丰富,纹饰复杂。如洛阳汉墓出土彩绘陶壶,以红、白、黄、赭色在壶的不同部位分层绘出宽带纹、锯齿纹、绦坟、云纹、双线三角纹、圆点纹,构成上下连接通体的图案,颜色搭配协调,纹饰布局紧凑合理。此时期彩绘常见纹饰还有S纹、雷纹、蛇纹、虎纹等,特点是周身布满纹饰。1953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烧沟汉墓的彩绘龙虎纹陶壶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彩绘龙虎纹陶壶,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期文物,陶壶通高48.5厘米,口径18.8厘米,底径18.1厘米。此陶壶直口、扁圆形盖,盘形口,长颈束腰,溜肩鼓腹,肩腹间有对称模制铺首,圈足。壶身及壶盖彩绘各种不同的纹样,其中盖上彩绘青黄相间的流云纹,腹中上部彩绘作奔腾状的青龙、朱雀、白虎,其余部位彩绘三角形纹、锯齿纹和菱形纹等。均以墨勾绘,涂朱、白和青彩。为西汉晚期风格。彩绘陶主要用作随葬明器。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彩绘陶还大量用于随葬陶佣。秦始皇陵及西汉杨家湾大墓出土上千件兵马俑,均施有彩绘,只是施彩方法不如器物描绘仔细,而是整片涂抹,追求整体效果。其纹饰有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及人物纹等,富有生活气息;其色彩以对比强烈的红与黄、白与黑互为主宾,混合使用,装饰性很强。而陶器上的龙虎则是西汉时期常见的图案造型,龙虎一个是升天入海、高蹈出尘的造化精灵,一个是一统丛林、威猛无双的百兽之王,又是什么时候成为“组合”的呢?目前所见最早的龙虎图像组合实例——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塑龙虎可谓其萌芽。图像往往随时代更迭而沿承,商周青铜器上也有此图像组合,商代龙虎尊。不过相较而言,先秦的图例较为零散随意,入汉以后,这对图像组合才蔚为大观。汉代艺术有一个特点,因为年代久远、且不具备后世艺术品如书画所需的制作条件,它多以墓葬为依托、得以保存流传下来。龙虎图像组合在汉墓中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陶器、铜镜、雕塑等各种材质和形制的器物上都有出现。在两汉定型的龙虎图像组合,由多种视觉形象材料所呈现,共同营造出一种可视性强、富有寓意的氛围。龙虎图像组合不仅抚慰着汉代人关于死后灵魂所处与所归的恐惧与不安;而且更因其造型独特、想象雄奇、寓意丰富又不乏浪漫色彩的特点,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坐标之一。此类图像经受了历史长河的淘洗与拣练,流传至今,感召着一代代华夏民族的后人,沉淀为我们民族基因同的情感记忆与精神图腾。

该金印方形,驼纽,高2.5厘米,边长2.3厘米。字体为汉篆阴文。符节印玺,可能是高祖为汉王时颁发给賨邑侯的。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前后,奉节县南岸甲高坝双河口农民耕地时,从地中掘出一个大铜洗(形似浅盆,古代的盥洗用具),洗内装有“汉归义賨邑侯金印”一颗,汉五株钱万余枚。“賨”, 巴人的他称。 “汉归义賨邑侯金印”在奉节境内发现,是因为巴人在楚人的一再进逼下,退守阆中,退出江州(今重庆)和交通方便、土地肥沃地区后,避处于宕渠(今营山县)及鱼复荒僻的山区。秦至南北朝时期,仍有賨人活动在这一带。

这对铜镇高5.2厘米,1952年安徽省合肥市出土。此镇呈熊形,昂首张口,长嘴前伸,双目前视,短耳竖起,前肢自然上举,后肢弯曲。镇是用来压席子角的。魏晋以前,人们在室内都是席地而坐,为了避免由于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遂于其四隅压镇。汉代席镇多被做成动物形,常见的有虎、豹、辟邪、羊、鹿、熊、龟、蛇等。这些动物形青铜镇造型生动、构图紧凑,堪称精巧的工艺品。熊在汉代被视为吉祥的动物。汉代工艺家颇善塑熊,这套鎏金熊形青铜镇把肥胖的熊处理得憨厚可爱,这样的四枚熊镇放置在坐席四隅,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活泼气氛。汉镇一般用金属铸造,体积不大。为避免牵羁衣物,镇体的基本造型往往接近于一个扁圆的半球。做成动物形的,为保持器体的半球形轮廓,常采取盘踞的姿势。这二件铜镇采用汉代人们喜爱的熊的造型,把肥大的熊体处理得憨厚可爱而并不蠢笨,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活泼气氛。

五铢钱纹铜鼓通高57.2厘米,面径90厘米,底径87.5厘米,195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县出土。此鼓由鼓面、胸、腰、足4部分组成。鼓面大于鼓腰,有面檐伸出鼓胸之外,腰部收束,以一道突棱与足部分界,足部略向外扩张。胸、腰间铸有鼓耳,可系绳悬吊。鼓面边缘环铸6只蹲着的青蛙,中心有12角光芒体。鼓面和周身间饰五铢钱纹、水波纹和云纹。青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象征财富和权力的重器,可作典礼乐器、战争军鼓,也可用于贮存财物和放置尸骨。此青铜鼓鼓面及周身所饰五铢钱纹,系汉代中原地区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表达了人们祈求富贵的美好愿望,说明当时西南各族和汉族在经济交往、文化融合上的密切关系。

作者,徐祥,贵州安顺人,偶尔读书、旅行、写作、摄影,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喜欢从历史的视角观察现实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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